明朝外交范围有哪些国家？明朝外交的影响

　　明朝外交对外态度

　　明朝人对外极其开放。在对待外国文明的态度上，瞿太素主张应以文化的高低来区分是否文明国度，他说：“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流亡到日本的朱舜水也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

　　明朝外交范围

　　东亚

　　朝鲜

　　明兴之初，恰逢高丽末期。辛禑十四年(1388年)，辛禑王派遣大将李成桂、崔莹等人率军攻辽阳(卷一三七)，反对中国收复辽东失地。在攻辽东途中，李成桂多次冒死上谏，请求国王回师，均未获准。于是，李成桂果断拒绝王命，说服高丽官兵撤军还师。这一合乎民意的举动，使李成桂威望猛增，权力渐居群臣之首。掌握高丽大权的李成桂，于1392年建立李氏朝鲜，是为李朝太祖。李朝伊始，便积极主动地对明朝奉行“事大保国”的外交政策，与明朝建立了稳定的封贡关系，成为东亚封贡体系的典范。

　　朝鲜，是明朝的主要朝贡国，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典型而实质的朝贡关系，明朝与李朝之间的朝贡十分频繁，明朝给李朝规定的贡期是三年一贡，而朝鲜则要求一年三贡甚至四贡，但这只是规定的次数，实际的往来次数要大大超过明朝的规定。明廷对中朝朝贡事务的管理制度是比较完善的，无论是接待朝鲜国王、使臣，还是派往朝鲜的使臣，都有严格的规定。虽然在执行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的不尽人意之处，明朝也时有改进，但由于明朝与朝鲜的密切关系，给予朝鲜很多的优惠政策，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弊病。

　　中亚

　　明朝时期，中亚地区主要有撒马尔罕、哈烈等国家。明朝在政治上积极发展与中亚各国的关系，采取以德睦邻的外交方针，增进了解与信任，发展友谊;并积极调解邻国之间的冲突，赢得了中亚国家的友谊。在经济上采取互通有无、厚往薄来的方针，发展官方贸易，鼓励商人往来，扩大了中西文化交流;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明朝在中亚国家的影响。

　　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郑和下西洋

　　明朝外交家

　　陈诚

　　费信

　　蒋洲

　　俞士吉

　　郑和

　　亦失哈

　　傅安

　　明朝外交影响

　　明朝时期的中朝朝贡制度不仅内容完善，而且影响深远，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由于明朝初年中朝两国的朝贡关系即得以确立，与明朝的其他藩属国不同，朝鲜对明朝的朝贡十分频繁，虽然明朝明确规定朝鲜三年一贡，但朝鲜对一年三贡、甚至四贡仍不满意，有时达到六贡。从朝鲜方面而言，非常愿意与明朝往来，往来的次数越多，获得的回赐越多，到明朝京城进行贸易的机会越多。“为数众多的来宾并不是以真正的使节资格到中国来的。他们来是为了赚钱，带来礼物并希望皇帝赏赐。为了不失伟大君主的尊严，这些赏赐远远超过他所收到的礼物的价值。他们把收到的钱用来购置中国商品，然后拿到他们本国出卖，获取大利。而且他们一登上中国的土地，他们的开支就都由公款报销。看来中国人想照顾这些使节，或者不如说这些商人，其惟一目的就是要控制邻国，因此他们向皇上进贡什么样的礼物倒似乎是无所谓的。……然而这些蛮夷从老远带来这样一些琐细的东西却使国家为他们路上的开支花费了一大笔钱。好象中国人重视的倒不是这些自称使节的低下地位，而是炫耀他们君主的伟大。”利马窦的这段论述明确地说明了朝贡国频繁来朝的真正目的，以此说明朝鲜积极主动地寻找来朝机会，实质上是为了增加获得回赐和贸易的次数，以获得更大的财富。朝贡制度给朝鲜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朝鲜也抓住了这个机会，为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

　　对明朝而言，朝鲜是所有朝贡国中最为顺服的，虽然来朝次数频繁，想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是他们的本意，但也表示他们对明朝的臣服是心悦诚服的，他们真正做到了“以诚事大”。尊明朝为大，这正是明朝制定朝贡制度，招谕四方的根本宗旨。明朝统治者的这种心态，使明朝在处理与朝鲜关系方面较多地体现了明朝外交政策上的“薄来而情厚则可，若其厚来而情薄，是为不可”。说明政治上臣附的意义远远超出贡品本身的价值。

　　中朝朝贡制度的确立与完善，给朝鲜带来的政治方面的影响是李朝在政治经济制度的制定上基本上借鉴了明朝的制度。中央机构原以都评议司为最高评议机构，门下省为最高执行机构，后将都评议司改为议政府，门下省并于议政府，领议政、左议政、右议政三员合议，是为三公。一般政务由吏、户、礼、兵、刑、工六曹分别掌管。地方行政机构初设五道，后改为八道，并仿中国的行台、分台设暗行御史，考察地方政情。在法律方面，《经国大典》作为李朝的法制根本，是由周制和明制折中而成，后经多次修改，形成《吏典》、《户典》、《礼典》、《兵典》、《刑典》、《工典》等六典。李朝的刑法也以明律为准。李朝初期的兵制设置是三军十卫，后改为五卫，下设部、统、旅、队、伍等。李朝的币制是永乐二十一年(朝鲜世宗五年，1423)确立的，以唐开元钱为准，积十钱重一两，称作“朝鲜通宝”。李朝的最高教育机构成均馆，下设五部学堂，后改为四部，地方设乡学。先入书堂学汉文，然后入乡学，攻读数年，第一次应试合格者为生员进士，取得进入成均馆学习的资格，经文科考试及第者，可获取高级官位。从朝鲜政治制度的变迁可以看出，明朝对朝鲜的影响既全面又深入。

　　由于朝贡，朝鲜使臣频繁往来中国，接触了底蕴深厚的中华汉文化，作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也随着明朝与朝鲜之间的朝贡贸易活动不断地传人朝鲜，使儒家思想在朝鲜社会生根开花，并形成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的发展进一步增强了对儒家文化的需求，反过来又促进了儒家思想的不断传人。明朝初年，高丽就请求派高丽子弟进入国学读书，其结果如何，史书缺载，但朝鲜对明朝国学教育和科举考试制度却完全照搬回去，自己培养了大批儒学知识分子和掌握儒学思想的官僚，对朝鲜的统治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儒学之风的盛行，对儒学书籍的需求便大大增加，这是明朝皇帝在给予朝鲜使臣回赐中多有书籍的真正原因。洪武三年(1370)，高丽使臣回国，带回去朱元璋赐给高丽国王的物品，除国王冠服、王后冠服、陪臣冠服以外，就是六经、四书、通鉴、汉书等儒学典籍。宣德八年(1433)十二月，朝鲜使臣回国复命，带回明朝皇帝给朝鲜国王的敕书：“览奏欲遣子弟诣北京国学或辽东乡学读书，具见务善求道之心，朕甚嘉之。但念山川修远，气候不同，子弟之来，或不能久安客外，或父子恩忆之情，两不能已，不若就本国中务学之便也，今锡(赐)王五经、四书大全一部，性理大全一部，通鉴纲目二部，以为教子弟之用。”明朝皇帝的赠赐，固然是儒学书籍的重要来源，但并不能满足朝鲜对此之需求，大量的儒学典籍还是通过贸易的渠道获得的。贡使前往明朝，除朝贡任务以外，请求明朝皇帝赐予典籍是另一重要任务，贡使的随从同样也肩负购书任务，由于他们的身份低微，行动比贡使本人自由，他们主要是从民间获得朝鲜所需要的文化典籍。朝鲜李朝世宗曾给前去明朝朝贡的贡使及从人开列了这样一份购书清单：“一、太宗皇帝撰四书五经大全久矣，本国初不得闻，逮庚子岁受赐，乃知朝廷所撰书史类此者实多，但未到本国耳。须详问以来，可买则买。一、理学则五经四书性理大全无余蕴矣;史学则后人所撰，考之赅博，故必过前人。如有本国所无，有益学者，则买之。纲目、书法、国语，亦可买来。凡买书必买两件，以备脱落。一、北京若有大全版本，则措办纸墨，可似印与否，并问之。一、曩者传云以撰《永乐大传》(《永乐大典》)，简帙甚多，未即刊行，今已刊行与否，及书中所该，亦并细问。一、本国铸字用蜡功颇多，后改铸字四隅平正，其铸字体制二样矣。中朝铸字字体印出施为，备细访问。”从书籍到印书的方法都在朝鲜使臣的访问范畴之内，反映朝鲜对中国文化的渴望与热爱，正是因为朝鲜对儒学的大力引进以及近乎崇拜的学习，极大地提高了朝鲜社会的文化素质，甚至在某些方面达到或超过了明朝的水平。对于朝鲜君臣而言，明朝的书籍与明朝的奢侈品都是他们生活之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