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监察制度历史介绍

　　明代监察制度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起源甚早，中国古代的封建国家为监督政府官员，为国家利益和皇帝利益而服务，维护既有的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设立的一项专门的“准司法”性质的国家监督制度。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维护国家法律、法令和法制(当然，这里是指封建法制)的统一，参与并监督中央和地方司法(在古代，司法从属于行政，因此，在古代，司法和行政是同义词)机关对重大案件的审理活动，是中国古代监察机构及监察官员的主要职责。

　　明代监察制度随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而得到充分发展和完备。中央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主纠察内外百官之司”。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副都御史和佥都御史。下设13道监察御史，共110人，负责具体监察工作。监察御史虽为都御史下属，但直接受命于皇帝，有独立进行纠举弹劾之权。明代还建立御史出使巡按地方的制度。出巡之官受皇帝之命，可兼管地方其他事务。担任总督和巡抚的官员,其权力比一般巡按御史要大,有“便宜从事”之权。都察院除执行监察权外，还握有对重大案件的司法审判权。战时,御史监军,随同出征。

　　明代还将地方分区监察和中央按系统监察相结合，专设六科给事中，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旨在加强皇帝对六部的控制。礼、户、吏、兵、刑、工六科，各设都给事中1人，左右都给事中各1人，给事中若干人。凡六部的上奏均须交给事中审查，若有不妥，即行驳回;皇帝交给六部的任务也由给事中监督按期完成。六科给事中与各道监察御史合称科道。科道官虽然官秩不高，但权力很大,活动范围极广。因此,对科道官的选用十分严格。同时还规定，对监官犯罪的处分比一般官吏要重，“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明史·职官志》)。

　　在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系统中，要有效执行政治权力，就必须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或享有较高的政治权力来监督政治权力的执行者，为了保证监察机关工作的有效性，赋予监察官员位高权重的监察地位，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又一显著特点。这样一个特点使古代监察处于极为有利的位置，使监察的运作可以不必依附于行政，有效发挥了对于行政的监察。

　　明朝的监察制度，大体上包括了御史制度、言谏制度、地方监察制度、法律制度等，这些制度大都由前代沿袭而来，到明代逐步完善。

　　明代统治者总结了历史上历代治理国家的经验，尤其是吸取了元朝灭亡的教训，对于官吏的监督与纠察、强化“天子耳目”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从而使明代的监察制度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和进步。具体说，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御史制度上的创新。

　　明初曾一度效仿元制设御史台、掌监察，之下亦效元制设殿中司和察院，成为国家三大府中尤为重要的一个部门和体系。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撤销御使台，正式创设督察院，两年后又对其内部机构设置进行了调整，从而完成了台、察合一的制度创新。

　　建文帝明世祖等后继者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都察院是专门负责维持封建国家机关以及官吏纲纪的部门，“职责纠劾百官，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成为全国最高监察机关，总揽全国监察事务。它是正二品衙门，其主要工作人员是各种御史。主官左、右都御史各一人(正三品)，其下有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正四品)，左、右1111都御史各两人(正五品)，以地区划分的十三道御史若干人(正七品)。他们按地区和业务分工，负责对全国各方面的监察工作，权力甚大，无所不监。

　　因此在人选和任用上，明朝极其慎重，要求也非常严格。督察院的御史是最直接维护朝廷封建统治利益的人物，所以他们的职级虽然较低，但权力很大，这强化了中央对百官的监察权力，旨在使各衙门不能独断、加强皇权，促成了明王朝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之制度的建立。

　　其二，言谏制度上的发展。

　　1367年，朱元璋承袭宋元旧制设给事中，洪武六年始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六科给事中初设，至洪武二十四年以后逐渐定型，这成为明代监察制度的一个重要发展。假如说，督察院的御史着重监察全国官吏和一般机关，那么六科则是对六部的业务进行对口监察，二者不相统属，可互相弹劾。每科各设都给事中一人(正七品)，左右给事中各一人(从七品)，给事中四至十人不等，其职责是“常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因为六部是全国最高的行政管理部门，所以六科一对它们的监察作为主要职责，对封建地主政权来说是有其必要性的。六科给事中的威权与御史相近，但其专门化的业务监察，要求工作尚在进行当中便发现并纠正其可能的危害，消灭可能造成的损失。

　　当然，明朝对其人选也是要求很严格的，按规定，一般是“在各衙门办事进士及历俸二年以上行人、博士并推官、知县三年考满到部者”。同时明朝也很关注给事中的考核，七品小官，其升降都要由皇帝来定度。可见，明朝大量设置台谏官，一方面是为了维护皇权以防止权臣跋扈，另一方面则为了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以便于对内外百官行使皇帝的权力。